中新社记者：琴歌艺术历经千年仍具独特吸引力，其核心魅力究竟源于哪些维度的艺术交融？能否结合具体作品解析其美学价值？

　　薄克礼：自古以来，诗可入乐，乐可传诗，二者相互成就。琴歌的魅力在于其实现了“文心、乐魂、哲思”的三重共鸣，这种艺术综合体的形成根植于中华文明特有的美学基因。琴歌通过诗乐同源、天人感应、古今对话三重维度交融，既呼应《大学》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的修身逻辑，又浓缩了中国文人数千年的精神求索。

　　此外，琴歌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，它就像是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，将古代文人的情感、思想与当下的我们连接起来。当我们吟唱着古人留下的琴歌作品时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与那些先贤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琴歌被称为“诗礼传家的重要标志”，您如何定义琴歌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？其历史发展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？

　　薄克礼：相传从舜作五弦之琴歌《南风》而天下大治开始，琴歌已有三四千年历史，始终伴随中华文明历久弥新。琴歌集音乐、文学、思想性于一身，包容性强，能登大雅之堂，也可入文人陋室。其历史是发展、创新的，新作品随音乐变革、文体更易而诞生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说琴歌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琴歌历史有几个关键阶段，创始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舜。当时琴歌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敬天事神，使琴歌相当长时间成为宗庙祭祀音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；第二个阶段为文人自觉阶段，孔子之后，司马相如、李白等文人积极投身琴歌创作；第三个阶段是琴谱刊刻阶段，所谓有声典籍就是指此而言的；第四个阶段是以词入琴阶段，使琴歌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扩大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撰写的《中国琴歌发展史》中提出，琴歌发展有春秋战国、唐代、明代三大高峰。能否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这些高峰期的创作特征与时代背景的关联？

　　薄克礼：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，以孔子弦歌三百为标志。此外，相传孔子还创作了《猗兰操》《龟山操》《将归操》三首琴歌作品，他有感于当时礼崩乐坏，试图从诗教和乐教中寻找安邦治国的方略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是隋唐时期，中国的诗歌达到了一个顶峰，一些著名诗人如李白、韩愈、李贺等人都投入琴歌创作中，推动琴歌从杂言、骚体转向五七言近体和乐府。这一时期，琴歌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达新高度，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的《阳关三叠》便是代表性作品。

　　第三个阶段是明代，由于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，明代有大量专门的琴歌乐谱得到刊印，使琴歌成为有声的典籍，得以流传至今的《凤求凰》和《归去来兮辞》都是最先在明代曲谱中发现的。

　　我认为琴歌正迎来第四个重要发展阶段。如今，琴歌越来越受国家与大众重视，相关打谱、研究著作相继出版，大量琴歌作品被创作或移植，各类传播、推介活动广泛开展，其影响力从中国国内逐步扩大至国际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古希腊史诗吟唱与中国琴歌均有“诗乐一体”传统，二者在即兴创作、社会功能上有何异同？能否通过对比研究推动互鉴？

　　薄克礼：古希腊史诗吟唱与中国琴歌都有“诗乐一体”传统，中国用琴瑟，古希腊用里拉琴或基萨拉琴，皆实现诗乐交融。二者区别在于，古希腊史诗搬演故事、重历史叙事，中国琴歌多人生感悟、抒情性强。琴歌重吟唱四声，多为自我修养；古希腊史诗即兴创作有固定程式和主题，其程式类似京剧中的二黄，主要是唱给别人听的，社会教育意义明显。在即兴创作上，我以为是可以互鉴的，因为明代《理性元雅》中就有叙事性强的琴歌存在了。